蒋言礼：1969，那年我被活埋后

“元庆，准备走吧。”母亲的声音从里屋传来。元庆是我的小名。

“噢——”我恋恋不舍地合上手中的小说，那是欧阳山的《苦斗》，书已被传看得很破旧了。

拿起那顶遮阳的破草帽，我迈出家门。这是公元1969年8月某日下午3点左右，是14日还是15日，现在有些记不大确切了。这一天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太阳依然毒辣，天气依然火热。自己也未有任何异常感觉，只是还沉浸在刚才读的小说情节里。真没有所谓不祥之兆或意识到一场巨大灾难在等候着我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等着唐大爷。唐大爷住在北屋东首，以卖烧土为生。前一阵，他和我妈说：“你那俩儿子，也没什么事干，还不如跟我去卖烧土。我年纪大了，需要个帮手，你家也挣个菜钱。”我和弟弟相差一岁，已从小学毕了业，可当时中学在“闹革命”，又不招生，每家的孩子都放了羊。听唐大爷一番话，家里人商量后就同意了。那时家里的生活还是很困顿的，一家六口，就父亲上班，大哥还是学徒工，挣不了几个钱。这样，我和弟弟便轮流跟唐大爷去出工了。

█ 背景资料：拉烧土

这天下午是我的班。等唐大爷出来，我们把小平车挪出小院，我又把草围子、铁锹、镐头、箩筐等工具放到车上。我拉着车，唐大爷跟着，拐出南华门东三条，往东而去，烧土场在东山脚下。

烧土是一种特殊土质，黄而发红，含有细细白丝，与煤用水搅拌成泥状，蒙火用。做完饭后，把一团湿泥置入火炉中，再用火柱扎一小孔，火炉便不会熄灭，也节约了煤块。入冬前，每家都要打煤糕，烧土更是必不可少，满街都是卖烧土的。土色愈红，白丝愈多的是烧土中的上品，这样的土黏度更好。

█ 背景资料：打煤糕，生火炉

烧土场是有人管理的，记得一平车收费一毛五。不是所有的土都是烧土，烧土被黄土覆盖着，所以要往土梁的根部挖。车装满后，还要捡些大的土块垒在车头，像时髦人吹起来的大背头，高高耸起，显得这车土很丰满，就会好卖一些。

满载后，就由唐大爷驾车了，我在旁边拉个二套，仿若马车上的小毛驴。往往要拉到解放路西边去卖，越往城西走越贵。一般一块钱一车，行情好时一块二三，最高没超过一块五。也有天快黑了，八九毛也得出手。卖一块钱，唐大爷给我妈二三毛钱。一天最多卖三车，差时只能卖一车。

█ 背景资料：卖烧土

从烧土场出来，东华门是必经之路。走这段路时，我总是忐忑不安。因为这条街上有个叫张英英的女同学，她住的院子临街，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的这副尊容。毕竟咱也是个中队长、好学生，做这种与收烂货没啥区别的下等营生，实在脸上不光彩。还有，那个夏天，我一直在穿一条短裤，裤腰是松紧带，与现在的沙滩裤差不多，那短裤也有好几年历史了，母亲缝制的。那时我虽然已经15岁，但没有发育起来，和十一二岁差不多，所以前几年的衣服还能穿。那条裤衩原来前面留个小口，为了小便方便，后来年龄大些时，母亲把它缝住了，但时间一长，线又开了。经过张英英家的院门时，我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，便看见了自己裤衩上的那个小口，更觉不堪，赶紧再把它掩一掩，让里面的小玩意儿亮了相，人可就丢大了，那个年代我们夏天也不穿什么内裤。幸亏张英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我这样在意张英英，是青春期性的醒悟吗？有可能。

█ 当年太原人的生活场景：拉过冬煤

█ 当年太原人的生活场景：买蜂窝煤，太原市民烧煤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

这天下午的死亡黑洞离我越来越近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一车土很快装好了，唐大爷让我再装一箩筐。我便跳到土层底部已形成的那个大坑里，越往里走，土质越红越好。

箩筐已满，刚想起身，忽听有人惊呼“啊呀，塌方了！”语音未落，土瀑已经下来，我就被埋住了。

我被埋在土里，动弹不得，眼前漆黑一片。还好，头顶那草帽，给我在嘴鼻处挡出一片空隙，使我不至于马上窒息。

好像我还比较平静，没有惊恐失态。心想，这大概就死了吧。这时我的眼前呈现出了我家的窗户，想到我死了以后，父母兄妹们悲伤的情景，我才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，给平静的家庭造成莫大痛苦。

我清醒地能听到外面世界的喧闹，人们在喊：“快救人！”“可能埋得不深，不敢用铁锹铲。”我在听天由命。过一会儿，听见有人惊呼：“摸见草帽了！”很快，我就被人们从土里拽出来，软在了人间的地上，有人提议起来活动活动，看有无伤痛。有人就搀扶我起来，腿刚吃劲，“啊——”一声，一阵剧痛把我袭倒，右腿血涌而出。原来小腿已骨折，一着力，骨头茬子刺破肉皮出来了。估计有大块硬土砸在悬空的腿上，如果砸在头上，那就真完了。

救我的主要人物是龙儿，大名王和祥，是我同学的哥哥，一个街上住，也是卖烧土的。后来他去当兵走了。

人们把我抬上一辆空平车，赶紧往医院跑。有一段土路，很颠簸，我的断腿乱摆，异常疼痛。我没有哭喊，使劲咬着嘴唇，我想到了英雄人物。后来，我听母亲说，我的上下嘴唇都是血印。

经过东华门时，记得有个同学看到了躺在小平车上的我，但不是张英英，是个男同学。

终于到了医院。山大二院，现在叫山医大二院。

躺在急诊室的床上，围来许多医生护士，我突然做了一件惊人的壮举：举起右手，大声喊了一句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大概把他们都惊住了。这举动好像和刘胡兰临死前喊“共产党万岁”有一比，都是15岁的年龄啊。但人家是躺在敌人的铡刀下，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人家面对的是杀她的阎匪军，咱面对的是救咱的天使们，人家是去赴死，咱已活过来，实在不好往一块扯。但就是有个英雄情结，估计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感动，有医生告后来赶到医院的父母，你家这个小孩真有意志。后来，我唱歌演戏颇受好评，看来确有与生俱来的表演细胞。

那个时代，崇尚革命和英雄，青少年血气方刚，更容易激情浩荡，但如果缺少理性引导，就会往极端里走去。“文革”初期红卫兵的胡闹，其实大都发源于内心的那份崇高使命感，没赶上战争年代，瞅个机会就想当英雄。有了这种精神力量，人是不怕肉体的苦难的。省城当年一家造反派组织演出，有演员把毛主席像章别在了赤裸的胸脯上，那别针可是真穿在了肉皮上的呀！就会引来台下如潮的掌声和泪水。自己的肉身想怎么折腾是自己的事，要影响别人和社会，就难说是好事了。上中学后，我看到一个同学手抄的苏联爱情歌曲，便以“黄色”为由报告了老师，这种“告密”行为，也是极端革命思想在作祟。人们耻笑理性、践踏常识，为自认的“高尚”而疯狂，而陶醉，实际上是自恋的畸形升华，于己于他于社会，危害甚大。那是一个缺少诗意的年代，中外诗歌经典都被当做“封资修”，大家都在使劲喊革命口号，我也情不自禁写了许多口号诗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我的运气还不错，那天正好是骨科主任包尚恕值班，他立即给我做了手术。二院的骨科全省最好，包大夫又是最好的医生，手术很顺利。断裂的骨头上，钉了一颗钢钉，我一直没有把它取出来。隔着一层皮肉，我有时会摸到那枚钢钉，我难忘的少年时代和国家的一个特殊段落，已深深地嵌在我的骨子里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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